摘要：战国是怎么终结的？战国是法家以法家的形式终结的，没有战国的终结就没有中国古代国家的统一，也就没有福山所谓的作为现代国家第一要素的国家建设，其政治成就结晶于秦。 ...
须知，包括我国台湾在内的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拘留裁决权划归给法院，而我国最基层派出所的一个民警就可以作出不受司法审查且最长可达十五天的行政拘留决定。
在民主层面，则严格强调警察权力必须经由人民或人民代表的授权，若无授权即禁止。何以如此，其因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在法治层面，则强调警察权恪守法律的实体规则和正当程序所确立的边界，并凭借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保证警察权不能逸出权力的轨道。（《财经》杂志2013-01-28） 进入 秦前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警察权 。大而言之，警察权的行使至今尚未完全摆脱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军事动员体制的路径依赖。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邓小平在其最富盛名的政治改革文献——《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就专门论述权力过分集中尤其过分集中于上级或一把手手中的问题，并强调如不能很好地解决此问题，将危及中国的长治久安。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体制设置得不当，公安局长同时兼任同级党委政法委书记，导致事实上公安局长凌驾于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之上，以致许多冤假错案发生。
警察权的范围涵括了人从摇篮到坟墓、从自由到生命的最宽泛范围。惜乎邓公如此振聋发聩的警示，并没有带来权力集中乃至极权现象的根本好转。南京政府对律师界的呼声置若罔闻，而为了修改乃至废除该法，上海律师公会可以说不屈不挠，屡败屡战。
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发表宣言，指出此一血案，实与北洋军阀在北京枪毙邵飘萍、林白水之暴行，如出一辙，全国人民应予以严重之注意。这些伤害人权、危及法治的条款引起了上海律师公会的严重不满。公会的执委、党员律师李时蕊因此被国民党开除出党，他所属的党支部要求司法部吊销他的律师执照。于此同时，南京、北平、天津、武汉、广州、青岛、济南、杭州、郑州、徐州、芜湖、南昌、蚌埠、长沙、香港、太原、汕头等地新闻界都纷纷举行集会，发表宣言，通电全国，强烈要求严惩顾祝同，并采取切实措施保障新闻记者的人身安全，落实训政约法所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
向律师公会掺沙子绝非行业管理的需要，而是出于政治控制的目的。接着又传出风声，说他可能被秘密逮捕。
这里要说的是曾经的律师公会，也就是民国时期的律师公会，这段已逝去的历史传统，也许更值得当下中国律师去追寻。上海周边几个地方的律师协会也开会通过决议，如果律师惩戒委员会要审判杨景斌，将派律师为他辩护。杀手被捉拿归案，由租界工部局移交给中国当局，原本预备在上海审判厅受审，但还没来得及开庭，一个杀手武士英就神秘地死在了关押场所。面对一片抗议声浪，国民党当局宣布改组江苏省政府，由陈果夫取代顾祝同，并发布《保护新闻事业人员》的通令，由于这个通令是9月1日发布的，因而后来就把这一天定为民国时期的记者节。
在此，本人对上述文章作者致以谢意。11月，救国会七名领导人物被逮捕，其中有四名上海律师公会的成员（沈钧儒、史良、沙千里和王造时）。1937年1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命令立法院制定颁布冤狱赔偿法。例证是律师公会拒绝在国民党党部登记。
宋教仁一死，让刚刚有点眉目的政局陷入了混乱。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宪法专条的形式规定国家赔偿制度。
来自职业共同体的坚定的道义和技术支持，最终迫使司法部承认，对杨的指控是无稽的，恢复了他和其他六名被指为乱党的律师的执业资格。1931年6月，全国律师公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杭州召开，会上再次提出我国实行刑事赔偿制度的必要性。
然后又写信给江苏省都督程德全，要求程德全保证应桂馨的人身安全（因为程德全曾经说过，犯罪证据确凿，不需要律师），不会像武士英那样死得不明不白。查人民应享有言论出版之绝对自由权，为近代文明国家之国民应享之权利，即使刘煜生有轶出自由范围以外之犯法行为，亦应依法交由司法机关审判，行政机关决不能非法拘禁，更决不容非法处死。论法律则前后不符，违法越权，人间何世，有此冤狱。1933年6月4日，全国律师公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青岛召开，上海律师公会代表向大会提交了沈钧儒等提出的《本会应建议立法院制定冤狱赔偿法案》。李时蕊安全着陆，得以继续上海的律师生涯。随后，上海各报社239位记者发表联合宣言，愤怒谴责顾祝同冤杀刘煜生，论事实则断章周纳、颠倒黑白。
3、民国第一报案：刘煜生是无辜被杀还是取死有道？4、30年代冤狱赔偿运动与民国律师协会。司法部以他代理应桂馨期间侮辱法官为由，吊销了他的律师执照。
结果，是成立才六个月的上海律师公会站出来支持了杨景斌。说到曾经的律师公会，作为一名法律人，真有说不出的感慨。
如今的律师协会究竟起了什么作用，事实都已摆在那儿了，无需多费口舌。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没想到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
九一八事变之后，对国民党深感失望的律师们废除了这个做法，代之以向抗日烈士致敬。律师公会对职业共同体的利害的考量，超越了个人在理念和行为上的分歧。在给国民党上海市总部的信里，律师公会说，为了使律师得尽量依据法律而为人权之保障，律师执业必须独立于党派，就如同议员在国会中进行会议不受会外任何干涉一样。1927年4月18日，南京政府成立，四天后是上海律师公会循例举行春季大会的日期，会长通知律师们说，由于国民政府还没有制定律师法，大会要延期召开。
不久，提案的党员律师本人办案时，被上海市公安局的看守打伤，并送到南京入狱七天。同时到会的还有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派出的一个代表。
三个月后，北京政府颁发的律师执照被宣布失效，律师必须向南京政府申领新的执照。他们否决过一份要求律师学习国民党党义的提案。
他同时要求司法部，将与宋案牵连的北京内阁秘书洪述祖从青岛的租界引渡归案。社会各界人士也纷纷表达了对律师协会和冤狱赔偿运动的支持，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冤狱赔偿运动的高潮。
1912年，国民党赢得了年底的国会选举，成为国会第一大党，但还没有来得及组阁，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就于次年3月被人在上海火车站暗杀了。次年4月，七君子均被以《紧急治罪法》中的罪名被起诉。当律师公会的会长拒绝交权时，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政治分会发给改组委员会一个书面指令，命令他们接管了上海律师公会。新的律师公会执委会成员全部是国民党员。
1931年5月召开的国民会议上，上海律师公会代表向大会提交了保障人权的提案，并提出政府对未决拘留或者拘留超过法定时间的予以赔偿，但未蒙采纳。进入专题： 律师公会 律师传统 。
1937年6月11日，案子第一次开庭。一、积极推动冤狱赔偿当下，依法治国虽已入宪，然冤狱并未绝于中华大地，经媒体披露，如杜培武案、佘祥林案、聂树斌案等等，在这一个个冤狱之中，有敢于捍卫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律师，却鲜见律师协会挺身而出，这让我想起了20世纪30年代由律师公会发起并领导的冤狱赔偿运动。
与此同时，一系列活动陆续有序展开，一些专家学者在相继在著名的法学期刊上设立专栏，研讨冤狱赔偿问题，各大主要媒体、报刊业纷纷做出了报道，表示支持。这是上海律师公会第一次和国民党发生纠葛。
